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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光”与“动彩”为内涵的“笔色论”
  何为“笔色论”?
  如果仅以“笔墨”指代中国画,就无法合理地对唐代工笔仕女画自身的用笔和着色系统乃至其生发的独特审美系统作深入的研究。为使唐代工笔仕女画自身规律得以呈现,把最能体现其特点的用笔、用色方面加以强调,因此形成“笔色论”之概念。例如工笔画的服饰描绘中,我们注意的不仅是表现长袍大袖的程式,而是那套成程式中所蕴含的有独立价值的的东西,即工笔画用笔用色之“笔墨结构”,也就是“笔色”之论,是按笔墨的思维方式派生的概念范畴。
  “笔墨”是专指水墨画而言的,具有独立的结构性和程式性,工笔画同样如此。《芥舟学画编》上有“贩夫贩妇皆冰玉者也”之说,即人脸中有笔墨应用的好地方,就连“贩夫贩妇”也能成为笔墨表现的最好对象。这说明着笔墨的独立性和广大的面向性,是从“技”的角度上讲的。“笔色”也应该有如同笔墨相同的独立和面向性,并且,它还具备笔墨所不具备的“色彩性”。“绚烂之极复归于朴”,是较为复杂的哲学观念,“朴”,可以理解为墨色,但更是指色彩的朴实,即自然而然的和谐,这同儒家“和而不同”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因此中国画有着一套独特的,并且非常完善的品评标准,并非使用色彩和线条就是中国画,应发掘自己的“真”东西出来进行学科建设。“笔色论”虽是由唐代工笔仕女画的研究中提出,但也是在整体中国画的标准之中建立的,这个标准大体是:以“六法论”为指导思想的唐代工笔仕女画的画面审美观(气韵生动),造形观(骨法用笔和应物象形),赋色观(随类赋彩),构图观(经营位置)和继承发展观(传移模写)。

  四、唐代工笔仕女画色彩的“热逸观”
  “焕烂而求备” 是唐代绘画特别是工笔仕女画色彩的面貌,总的说来是“热”,由六朝时的高逸向世俗转化,但“逸格”依然存在。唐代工笔仕女画的色彩和其时代精神一样,大度而热烈,以暖色系为主要色调;无论是饱和色还是调合的灰色都给人以“劲健”的力度,色彩在热度中依然有着雅致,这种健而雅的色彩组合既温馨可人又超凡脱俗。在这里,本文试把唐代工笔仕女画的色彩品格称为“热逸”。
  自从南朝梁元帝萧绎在《山水松石格》中提出“格高而思逸”以来,历代评画都以高逸为最,唐代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提出“上、中、下”三品之外,又有“不拘常法”的“逸品”;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自然、神、妙、精、谨细”,其中的“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相当于“逸品”。宋代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提出“逸、神、妙、能”四格,其逸格之义是:“……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这里的“逸”是后期以山水画为评价对象的,而在唐宋时期特别是朱景玄、张彦远、黄休复三家的“逸”,主要是以人物画为评价对象而言的。
  从张彦远和黄休复的标准来看,逸格是神格的最高层面的精华,神格是逸格的顶端支撑。明代的董其昌把神与逸紧密地联系,在《画旨》中说:“画家以神品为宗极,又有以逸品加于神品之上者,曰出于自然而后神也”。明代高濂在《燕闲清赏笺·论画》中说:“余自唐人画中赏其神具画前,故画成神足。而宋则工于求似,故画足神微。宋人物趣迥迈于唐,而唐之天趣则远过于宋也。”“天趣则远过于宋”的唐人之画的优秀者定为“逸品”是顺理成章的,唐代工笔仕女画作为唐代绘画中的佼佼者,且以色彩的高华健雅为主要特征,将其色彩品位于“热逸”是可行的。
  明代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说“……盖逸有清逸,有雅逸,俊逸,有隐逸,有沉逸,”以山水画为评价对象提出了五种偏冷的逸,但我们在以人物画为评价对象的朱景玄、张彦远和黄休复三家的“逸”中感受到的多是超脱和自然之意,是一种偏“热”的逸。朱景玄的“逸”:皆因“非画之本法”,“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张彦远相当于“逸”的自然品是:“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黄休复的“逸格”是:“笔简形具,得之自然。”在论到“逸格”的唯一画家孙位的画中“天王部众,人鬼相杂,矛戟鼓吹,纵横驰突,交加嘎声,欲有声响。鹰犬之类,皆三五笔而成”,“千状万态,势欲飞动”,“非天纵其能,情高格逸,其孰能与于此耶?” 这与《庄子·田子方》中“解衣磐礴”的真画者无拘无束的“逸”几乎一致。
  我们从这三家中不难看出是儒道两家思想交织在一起的,此时没有强调道家的“静气”而是强调“自然”和“动”,我们更能感受到汉代儒家思想笼罩下的绘画面貌热力感强的意味。从唐以前的工笔仕女画实迹看,可以说色调上基本是暖色系统,如汉代帛画虽大红大绿透着热感;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传》等色彩不多差不多是白描形式,但暖绢的背景使得这些画呈热貌。
  唐代工笔仕女画的色彩上的“健雅”即有热的力度又鲜丽清新,与颜色取自天然也有着直接关系。《老子?第八章》中说:“上善若水”。水滋养万物生长,感觉和颜色都是偏冷的,所以绘画中色彩首要的标准都是滋润、清润,因为这表现出了生命力。自然界中的万物可以说都受到了水的滋养,特别是中国画颜色取之于自然界中的植物色和矿物色,无论暖色还是冷色,天然地有一种水感。即使是最暖的朱砂和朱膘色,也是一种清丽沉着的红色;假花青和真花青有无火燥气一眼便知,品位高下也立见分晓。唐代工笔仕女画的色彩运用是色彩冷暖对立统一而成高格调的范例,是高层次和谐的“中和美”;强烈对比中的和谐平和,是色彩运用的高妙处,也是天然颜色的优势。

  唐代工笔仕女画的“热逸”与光也有着密切关联。形、光、色、线是绘画的四大造型因素,西方绘画的“光”是指日光、灯光等,而中国绘画的“光”不仅是外部的光而更多的是指由内心所“发”出的光,唐代工笔仕女画的色彩尤其体现了这种内心之光的魅力。傅抱石说“中国画需要快快地输入温暖”,“中国画必须先使它‘动’,能‘动’才会有办法”,“中国画学上最高的原则本以‘气韵生动’为第一,因为‘动’,所以才有价值,才是一件美术品。”从傅抱石先生“温暖”之本意来看,有很多含义,但色彩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成分。并且,“动”,除了用笔线条上的动之外,也应扩展理解为色彩的交相辉映之效果,就是说,色彩上交相辉映就是“动”,应是用笔上象用墨一样地与色彩紧密结合,亦即笔色结合地“写”绘,在色彩的色相对比运用上,要“活”起来。把色彩的艺术感染力强调起来,“动”起来,这应是唐代工笔仕女画的出新处之一。
  写意用笔中可以用几乎是单一的墨色来“勾、皴、擦、染、点”,而工笔画的“勾、皴、擦、染、点”要运用多种色彩,数种色相系统同时作用,这当然就比单一的墨色复杂得多了,丰富性是使色彩之“动”重要的一环。这个“丰富”的含义既是物质性的,更是精神性的,同中国的哲学精神密切相联,儒家的“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充实之谓美”观点比较有代表性。据资料记载,敦煌壁画在绘制时色彩的品种十分丰富,现今已有许多色失传,只能在留下来的壁画上和文献记载中见到。色彩之美有着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特性,表现为丰富的内容与无限多样性,这在壁画上表现得很突出,我们完全应该从传统壁画上论证唐代工笔仕女画色彩与之相同的内蕴。北魏壁画《佛说法图》是一种感情喷发式的暖调色彩组合,色彩构成的形象动静变化生动有致。重红色,白与黑、土黄等构成暖色主调,还有少量对比色石青。《度乐神善爱犍达婆王》同样是用色彩来传达情绪,画面上暖白、亮赫、石青、绿及少量墨色,使得画面沉着璀璨,仿佛听得见那叮咚的音乐之声。两幅画在热烈之中透出一种艳雅,形成一种典型的宗教情绪色彩,虽然都
  是重彩形式,但却是一工一写,在重彩的天地里变化有致,和唐代工笔仕女画灿烂辉煌的色彩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所述,唐代工笔仕女画色彩上的出新之点逐渐明晰为:一是“内心光”,二是色彩的“动”,这种“内心光”和“动彩”融合为一体的“热逸”,成为 “笔色论”即唐代工笔仕女画本体发展的重要内容。
《佛说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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